2025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两卡”（电话卡、银行卡）犯罪的涉案人员呈现低龄化等特点，特别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群体涉案问题突出，一些电诈、洗钱犯罪团伙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涉世不深、法律意识淡薄的特点，蛊惑、引诱其出售、出租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甚至将部分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发展成为“卡头”，社会危害严重。《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涉帮信罪的司法适用标准，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依法从宽处理。本文结合典型案例与司法实践，从成因分析、防治措施及制度完善等角度展开探讨。
一、未成年人涉帮信罪的现状与特点
（一）案件数量激增，低龄化趋势明显
卷入电信网络诈骗罪的未成年人增长较快，根据最高检数据，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未成年人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罪1910人，帮信罪782人，掩隐罪609人，同比分别上升2.2倍、16.7%.92.1%，占未成年人犯罪的8.5%，同比增长2.6个百分点。
（二）犯罪手段单一，以“两卡”交易为主
未成年人多通过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或提供社交账号参与犯罪，部分案例中甚至协助架设GOIP设备（虚拟拨号设备）为诈骗团伙提供技术支持。例如，襄阳市某职校学生陈红娟（16岁）因出借手机参与引流，被认定为帮信罪。
（三）组织化与跨境化特征突出
犯罪链条呈现“卡农—卡商—卡头”的层级结构，未成年人多处于链条底端，成为“工具人”。部分团伙利用跨境技术手段（如虚拟货币、区块链）规避监管，进一步加剧治理难度。
三、未成年人涉帮信罪的成因分析
（一）法律意识薄弱与经济驱动
未成年人对帮信罪的违法性认知不足，易被“高薪兼职”“轻松赚钱”等话术诱导。经济方面的需求迫切，部门辍学、无固定职业的未成年人因缺乏收入来源，易被犯罪团伙以“日结报酬”吸引。
（二）家庭、学校与社会监管缺位
部分家长忙于生计，疏于对子女的监护与心理引导，家庭教育失责，导致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或结交不良群体。部分学校的法治课程流于形式，缺乏针对网络犯罪的专题教育。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漏洞，未成年人开卡审核不严，部分银行未落实“监护人陪同”制度，导致“两卡”轻易流入犯罪链条。
（三）技术漏洞与犯罪链条专业化
犯罪团伙利用技术手段（如虚假招聘广告、钓鱼软件）精准筛选目标，并通过“话术培训”规避侦查。例如，某案例中，犯罪分子通过境外远程控制境内设备，未成年人仅需提供账号即可参与犯罪，难度低。
三、未成年人涉帮信罪的防治措施
（一）强化家庭监护与教育引导
通过家庭教育指导让家长积极履行家长义务，关注未成年子女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督促家长切实落实监护责任，关注子女行为变化，加强家长与学校的沟通，让老师了解学生家庭状况，在学校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正确思想道德情操，增强法律意识。
（二）完善学校法治教育与心理干预
邀请司法人员开展专题讲座，结合典型案例，详细解析“帮信罪”法律后果，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加强对留守儿童、辍学学生等高风险群体的关注，建立心理健康档案，提供心理咨询与行为矫正服务。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心理矫治，开发“防诈教育”公益项目，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治理格局，构建多元化帮教体系。
（三）加强社会综合治理与行业监管
联合公安、网信等部门整治“黑网吧”“黑中介”，打击非法产业链，封堵虚假招聘信息传播渠道。规范金融与通信行业，严格审核未成年人开户用途，对异常交易实时监测并预警。切实落实电信运营商实名制，限制未成年人开卡数量，建立“异常账户”分级管控机制。
（四）技术赋能与数据协同治理
探索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利用大数据分析未成年人账户异常交易特征（如高频转账、夜间操作），实现精准拦截。打通公安、金融、教育系统数据，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构建未成年人涉罪风险动态监测平台。
未成年人涉帮信罪的防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多方协同发力，构建“预防—矫治—回归”的全链条治理机制，方能遏制未成年人沦为网络犯罪的“工具人”，护航其健康成长。（于晓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