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轻罪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检察定位 随着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呈现“重罪趋少、轻罪居多”的显著变化，盗窃、轻伤害、危险驾驶、小额诈骗等轻罪案件占比已超全部刑事案件的八成，成为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领域。轻罪治理绝非简单的“轻刑化”或“从宽处理”，而是以法治思维破解“小事激化为大事、轻罪演变为重罪”的治理难题，贯穿刑事司法全流程的系统性工程，核心在于实现“惩戒与教育并重、惩治与修复并举”。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公共利益代表，在轻罪治理中肩负着特殊使命：既是轻罪案件的追诉者，需依法精准打击轻微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也是社会矛盾的化解者，要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等制度修复社会关系；更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需依托办案延伸职能、防范化解同类风险。当前，轻罪治理实践中仍存在入罪标准模糊、惩教失衡、治理链条不完整等问题，亟需立足检察职能探索务实路径，让轻罪治理既守牢法治底线，又传递司法温度。
二、轻罪综合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一）入罪界限模糊，罪刑失衡问题显现部分轻罪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缺乏明确量化标准，导致“入罪泛化”与“罚责失当”并存。一方面，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特征使得一般违法与轻罪的区分难度较大，部分案件仅因行为次数或涉案金额达标便认定为犯罪，忽视了对法益侵害程度的实质判断，出现“小事入刑”的情况。例如，多次小额盗窃、轻微交通违法叠加等情形，行政惩戒已足以规制却纳入刑事评价。另一方面，罪刑匹配度不足，部分轻罪的法定刑与行政罚款、行政拘留等惩戒措施衔接不畅，存在刑事处罚轻于行政处罚的倒挂现象，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同类轻罪在不同地区的入罪标准和处罚尺度不一，影响司法公信力。（二）惩戒与教育失衡，非刑罚手段运用不足当前轻罪治理仍存在“重定罪、轻治理”的倾向，惩戒功能过度凸显而教育挽救功能弱化。一是不起诉裁量权运用不充分，对犯罪情节轻微、认罪认罚、已达成和解的轻罪案件，如未成年人轻微盗窃、亲友间轻伤害等，未能依法充分适用相对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导致部分行为人因轻微犯罪留下案底，影响其后续就业、生活。二是非刑罚处置措施流于形式，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等措施适用率低，缺乏配套的执行监督机制，难以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效果。三是矫正帮扶机制缺位，对轻罪行为人缺乏针对性的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和就业指导，再犯风险较高，未能从根本上化解犯罪诱因。（三）治理链条断裂，协同治理效能不足轻罪治理是系统工程，但当前司法、行政、社会等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一是前端入口把控不严，侦查机关对轻罪案件的立案标准把握不准，部分可通过行政手段处理的案件直接进入刑事程序，增加司法资源消耗。二是中端衔接不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反向行刑衔接机制不健全，对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人，未能及时移送相关行政机关处理，出现“不刑不罚”的治理真空。三是后端跟踪监督缺位，对适用缓刑、管制的轻罪罪犯，社区矫正与检察监督衔接不够紧密，监督考察流于形式；同时，前科附随后果过度延伸，部分行业对轻罪前科人员设置不合理的从业限制，不利于其回归社会。
三、完善轻罪综合治理的检察实践路径（一）精准把握入罪标准，筑牢轻罪治理入口防线 立足罪刑法定原则，精准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确保轻罪入罪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一是细化入罪量化标准，联合法院、公安、行政机关出台常见轻罪的入罪指引，对盗窃、轻伤害、危险驾驶等罪名，从涉案金额、危害后果、主观恶性、行为次数等方面明确量化指标，结合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依法出罪。二是强化实质审查判断，办理轻罪案件时，不仅审查形式要件，更要注重对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性、处罚必要性的实质判断，避免“唯数额论”“唯次数论”。三是建立类案检索机制，通过典型案例发布、类案参考等方式，统一不同地区、不同办案人员的执法司法尺度，确保同案同判、类案类罚。（二）优化惩戒教育机制，提升轻罪治理矫正效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平衡惩戒与教育功能，实现“办理一案、挽救一人、修复一片”的效果。一是规范不起诉裁量权适用，对犯罪情节轻微、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达成刑事和解的轻罪案件，依法适用酌定不起诉；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特殊群体，优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设置考察期，结合帮教情况作出最终处理。二是强化非刑罚处置措施运用，对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根据案件情况责令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参加公益劳动等，并联合社区、学校等主体跟踪落实，将处置效果纳入考察评价体系。三是建立个性化帮教体系，联合司法行政、民政、社区等部门，针对不同类型的轻罪行为人制定帮教方案，开展法治教育、心理疏导、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消除犯罪心理、融入社会。（三）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全链条治理格局 以检察监督为牵引，推动形成司法、行政、社会协同发力的轻罪治理体系。一是强化前端立案监督，通过与公安机关建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对轻罪案件立案情况开展常态化监督，对“应行不应刑”的案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并移送行政机关处理，避免司法资源浪费。二是完善反向行刑衔接，建立不起诉案件行政移送清单制度，对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被不起诉人，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及时移送相关行政机关，并要求行政机关尽快书面回复处理结果，对怠于履职的依法开展监督。三是加强后端跟踪监督，强化对缓刑、管制执行的检察监督，定期开展社区矫正专项检查，督促落实监督考察措施。
四、结语轻罪综合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公民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作为轻罪治理的关键主体，应立足检察职能，以精准入罪为前提、以惩教结合为核心、以协同治理为保障，破解当前轻罪治理中的突出难题。通过完善入罪标准、优化惩戒教育机制、健全协同治理体系，实现对轻罪的精准打击、有效矫正和源头治理，既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又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行为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商南县人民检察院 吕娜）
